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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到现代人，我们想到的是先进、文明，起码是刮胡子上班的男人，或者带妆约会的女人。谈到现代生活，我们想到的是阳光下玻璃幕墙包裹着写字楼，高楼里格子间的白领，周末人潮汹涌的影城、餐厅和商场。未来似乎永远会有更便宜好用的电子产品，摩尔定律永不失效，我们也将拥有比过去更优越的生活。然而这样的观念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占了四百年，在牛顿的自然哲学出现之前，人类观念和生活也全然不同。
人类如何走下无知舞台的？
文明万象更新，是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的。按韦伯的说法，人的思想开始祛魅——除去宗教神秘的色彩。
中世纪人的大多都有宗教信仰，工商业发展则顺理成章地让掌控民众思想的教会获取大量财产。自德国古腾堡发明印刷术，大多数信徒——无论是否有圣职，开始打破教会的垄断，独立阅读、解释圣经。当时神职人员在富裕条件下腐败不堪，经营酒店、赌场，公然售卖赎罪券，人们却得为教会各类仪式花钱，逐渐质疑教会权威。一众改革者，如马丁路德金，利用印刷术传播圣经及其解读，宣扬「人们可以自己与上帝对话，无需教会充当中介」。政治与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信仰问题常常会演变成政治问题。教会代表参加议会，政治领袖介入宗教事务，为他们建立教堂、修道院。一个出名例子是，因为离婚需要教宗允许，英国亨利八世为了离婚再娶，宣布脱离罗马教会而后盎格鲁宗成立 : )
不满的民众和当权者着手改革宗教体制，打破罗马天主教会一家独大的局面，其分裂出新教会和清教徒，改革了宗教观念——和上帝进行精神交流之时，人人独立平等。西方信仰统一的时代结束了，唯一的真理结束了，尤其是神学中的等级机制也结束了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文艺复兴这场学术运动并不反对基督教，相反，许多伟大作品都是以宗教为主题的，而且得到了教会的赞许。但它也不是简单地恢复古希腊经典，而是借古讽今，批判社会制度体系。这就促使了后续物理、数学、地理大发现等方面发展。
但科学认识发展并不一定导致上帝黄昏。韦伯认为，现代的理性主义发源于英国加尔文教的清教徒。宗教观念由另一个宗教观念终止。
当时公共领域盛行的观念——财富本身非常危险。清教徒有禁欲主义的的职业观，他们反对寻欢作乐、虚掷光阴、好逸恶劳，认为感官享乐是清教的最大敌人。如何抵制和扫除世俗快乐，如何受到上帝恩典？唯有凭借日常生活中的艰苦劳动。西方盛行的禁欲主义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同样也改变公众对于财富的态度：我们要避免的是财富享受及其随之而来的怠惰和肉欲，否则财富会让人远离上帝。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他们只储存财富，或合理用于个人与公众，但不能为肉体冲动而挥霍一空。要节约时间，刻苦劳动，并且要有谋略、聪明地劳动。劳动是抵制诱惑、爱欲和享乐的唯一手段，并不是为积累财富，而是生活目的所在。
新的金钱概念消除公众对于财富的罪恶感，而商人在世俗生活中利用这种观念是使牟利正当化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物质。清教徒的禁欲精神则演变为了现代工人的安分守己。现在还能发现企业家精神就是清教徒精神的新版本，时常也能看见一种精神遗迹——打工人就是要守本分。
劳动观念的变革，将禁欲主义的理性，有目的的理性赋予资本主义。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——效率和功能至上法律和制度，就从这种理性生长而来。清教徒的理性，是一个人所作所为必须符合某种目的，以期达到某种可想而知的后果。比如，人们开办学校，是为了学好知识，相信有知识就有光明未来的价值观念，称作价值理性。学校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知识，成为有价值的人，最终学校极为理性地设置了本科升学率、成绩排名、班级排名等等，开设了早晚自习、课间操。为了班级成绩排名，理性的老师让他们取消体育课和艺术课，布置良多作业，设班长来消除影响纪律的因素。学生为了能登上年级前几名，熬夜学习，课间也不休息。不为求知，而为其指标努力，就是形式理性。有人天生早起精力不足，被要求早上七点开始早读和跑步；有人不习惯长时间静坐，需要在学校坐上十二个小时；有人为了获得复习时间，输营养液来避免去食堂吃饭。形式上的理性，就会达到真正目的吗？
指标、制度变成了系统中各个部件的目标，人们忘记了最初目的是掌握知识，而非提高成绩。形式合乎理性不意味着实质理性。市场契约、国家法律，乃至现代大大小小的组织制度，都与学校的规章、课堂的纪律类似，最终会偏离真正目的。毕竟人是复杂的，制度是简单的。这样的现象也成为了现代社会日常，有白领上班年薪几十万猝死在凌晨的街头，有富豪因债务抛妻弃子跳楼自杀，有城市中产天天为孩子学习失眠。
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生活中，一切生产都是粗糙的。欧洲中世纪到处都是庄园，领主掌握着一切。中国大部分田地，由地主乡绅控制。他们都具备宗法性质，自给自足，不追逐利润也不需要市场。在马克思那里，自由劳动者的土地和劳动工具被剥夺，他们只剩下劳动力可以出售。在丢弃掉禁欲主义的理性下，人们创造出专业化的职位、自由的市场、科学的管理制度…… 劳动者离开故乡，成为流动的市场要素，资本家将他们集中在一起，生产资料得以在某地集中变成商品。
工业主义打破了原本静谧美好的田园生活，人与人的关系原本是长久而稳定的，一个人的生活半径不过是出生地，或邻边的村庄。社会事务的规则一般由领主或宗主决定，是腐朽而封建的。随后机器消灭了这些关系，人们进入陌生地区谋生变为常态，领主不再，宗族规范失效，村口张大妈的碎嘴也听不见了。道德对人不再有如此强势的约束力，原子化的人即使破坏道德，只消换个城市又是一个新人。
为了满足生活需要，人们逐渐建设了更专业化的服务设施，通常把这些设施集中的地方叫做「城市」。为了解决不同阶级之间的纠纷，人们创造出现代化的「法律」、「监狱」。为了粘合异乡人与本地人的感情，缓和矛盾，人们发展出了「民族主义」。「现代」国家的雏形逐渐显现。
祛除封建、迷信、神性，理性却勾勒出了现代化的牢笼：人们需要好好读书，像清教徒一样工作，娶妻，买个大house，养条金毛、英短。一切理性工作，为成为更好的螺丝钉，于是很多职业不再与人们产生联系，不再给人意义感。韦伯阐述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论——现代社会以理性的方式推动物的进步，但物反过来非理性地控制着人。人们和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那么远，和他们的国家、社区、亲戚，和他们的工作、学习，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将社会生活规约于形式，最后在社会机器中失去真实的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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